當我們討論臺北城內生存指南，我們討論的是什麼？——來自關心都市發展記者的藝文空間觀察
文／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觀察員 徐卉馨
2021年6月，我受邀為竹圍工作室閉幕論壇觀察員。我從大學時期開始在台北生活，接受文學與新聞學訓練，做過書店店員與網路媒體編輯。最初在學校實習時，毫無懸念地選擇跑藝文新聞，2018年採訪空場結束營運所舉辦的活動時，是我第一次走入獨立藝文空間。
我接觸竹圍工作室，也是始於竹圍工作室團隊回首25年歷程的一次採訪。作為本次閉幕論壇觀察員，我收到的工作指引是藝文圈以外的角度，以自身過往的思考與工作經驗，提出藝文空間發展歷程的觀察與未來可能性。
除了以記者或觀眾身份接觸藝文空間的收穫與感受，我剛才與夥伴完成雙北住宅議題專題報導，在過去半年，我投入採訪租屋族、學者和NGO，爬梳交通導向縉紳化、住宅金融化等文獻。
7月2日到3日，我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竹圍工作室疫情間線上舉行的五場對談與一場圓桌討論，聆聽論壇中講者報告並互相討論。我試著以台北城市發展的視角，來看藝文生態一路發展至今，藝文空間的生存樣態。
▍不只擦亮，閒置空間現今的「再利用」
台北藝文環境如今的樣貌，可解嚴前後時期回看，沿著文化治理與城市發展兩條軸線，持續形塑著藝文空間的消長歷程，乃至台北都市景觀與台北人文化生活。
在1995年竹圍工作室成立三年後，由創辦人蕭麗虹老師延攬加入團隊的姚孟吟在論壇報告時回憶說，「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坐在雲霄飛車第一排，觀看整體環境變化。」
解嚴後的台北確實宛如一輛飛車，慢慢蓄力上升至軌道頂點，準備正式開啟高速發展的旅程。不過，竹圍工作室孕育自淡水河岸狹長高灘地，地理上遙望台北市，而作為異於公營館舍與私人畫廊的替代空間，帶有與生俱來雙重邊緣性格。
不過，邊緣的地理位置，會隨著城市生長擴張而相對上發生改變；替代空間的任務，也會隨著隨著文化治理政策與藝文生態的轉向，而有所連動。在90年代台北都市發展與文化治理，竹圍工作室坐在雲霄飛車第一排，除了意味著它是一名見證者，其實也是推動者與參與者的角色。
80年代，台北市正值經濟快速成長期，房地產與股票狂飆，公共空間從原本傳統的市街，漸次被敞亮的百貨大樓、購物商圈等消費場域所取代。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街頭躁動的政治氛圍，個別的藝術行動者、藝術團體游擊般活動，或在民宅廠房中成立藝文空間。不過，解嚴後，官方文化治理方向，並未馬上回應這股政治與社會力量。
90年代，有許多市民、社區團體，爭取歷史空間保存，由下而上的推動力鮮明浮現，直到1994年，台北市首屆直轄市長選舉，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隔2年台北市政府提出「空間解嚴」，逐漸釋放舊有的閒置空間，包括中正二分局、官邸藝文沙龍，政治權力解放空間權力。
論壇中講者談及竹圍工作室回應城市發展的研究、國際連結。1998年起，竹圍工作室也透過承接政府委託，進行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研究，以及向政府遊說爭取成立華山藝文特區，積極回應並推動閒置空間作為藝文運用。在政府持續投入資源下，「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主要文化政策目標。
此外，促進城市發展的主題的持續討論，竹圍工作室也連結東亞視野，協助四城文化論壇舉行。1998年起由台北、上海、香港、深圳四座城市共同舉辦的論壇，從藝術出發，論及城市文化政策。2012年在台北舉辦的主題，便是討論文化政策與城市發展議題。
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的官方論述最初的樣貌，是讓老建築再次被看見並加以妥善保留與運用。首任文化局長龍應台2003年時回首任內一千天說，「文化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台北的人文厚度加厚，找出原本就有的老建築物，將心靈深處的記憶拔開、擦亮，讓她發光，所以沒有建新工程，全都是把滿佈灰塵的舊建築重新擦亮。」當時空間委託經營管理的方式，相對提撥、經費自籌或公辦民營為主。
不過，當台北市面臨再發展的需求，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官方使用活化、文化等語彙，這些空間釋出後，則直接轉為民間企業營利使用的消費場所。台北市政府2013年推出「老房子文化運動」，觀傳局刊物、文化局拍攝的老屋修復紀實影片中，說明台北在過去累積的基礎上，「將臺北市的閒置空間再次活化起來」以作為「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
文化局的角色轉為單純媒合平台，將包含市定古蹟在內的老屋，交由民間單位修復經營。據官方統計，至2019年媒合24處並完成12處修繕，當中日治時期一號糧倉與錦町官舍群，皆由立偕建設透過上述路徑，現已轉為餐廳經營使用（兩處皆在疫情中傳出結束經營的消息）。
▍文化是一門賣房子的好生意？
閒置空間再利用直接從現有空間保存出發，台北市在面臨經濟競爭，以文化作為經濟發展引擎，也進一步牽動空間分配運用。
2000年代，文化與創意作為各大城市面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手段。在全球化浪潮下，台灣在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參考英國、香港、澳門，文建會（2012年轉為文化部）第一次發行《2003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說明在台灣發展文創產業政策緣起指出，「文化結合新的創意，將足以為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潛能與商機。」
2004年9月，馬英九市政報告說明，臺灣在全球與亞太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日益明顯，臺北持續競爭力，明確指出：「文化所創造之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促使全球各城市競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因此本市率先透過各式活動的辦理與政策擬定，全面推動本市文化產業發展。」
當官方論述將文化視為經濟動能，文化經濟也成為台北市文化治理內在邏輯，而文化成為一種治理手段，運用在都市空間的規劃。在此趨勢下，都市更新、規劃等專業也進一步加入，2013年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論述中，台北都市再生策略應包含創意氛圍的形塑，「台北已具有充足的創意種子，我們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片沃土，讓種子得以開花，讓想像得以實現。」
台北市提供的「沃土」，一方面在解除管制、新自由主義、企業主義導向趨勢，企業及公民社會組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一方面政府仍扮演管制和扶植的角色。
賺錢從來不是原罪。不過，我想可以觀察的是，台北市政府吸收國際上「創意城市」理念，政策論述、行動方案、評比原則是否依照實際情況做出適當調整，形成連貫架構，文化為名的政策，有多少是能確實回到其中的藝術組織、工作者，幫助他們站穩腳跟。
大型博覽會活動、創意街區、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進行，握有經費的政府儼然發包商角色。在政策推動的創意氛圍中，政府卻也默許企業透過藝文展演活動作為行銷法手法，甚至作為抬升房地產價格的手段。
2016年5月自由時報一篇簡短報導〈全台建商瘋藝術 藝文活動不間斷〉，點出台北、台中與高雄房地產商，熱衷於藝文活動的現象。企業將文化藝術工作者作為中產階級品味的象徵工具的案例，以忠泰建設的明日博物館，透過游擊式不定期不定點等方式，在台北市建案土地舉辦展演活動，作為藝術行銷手法，甚至可能進一步助益其建案成交價格。
另一方面，若是細察台北市房地產價格，80年代台灣經濟全面起飛掀起房價飆漲，當時甚至激發1989年台灣第一個抗議高房價的都市社會運動——無殼蝸牛運動抗爭至今，房價、租金高漲仍是台北市政府難解現象。
縉紳化的驅動力有很多，有益於提升房地產價格的包含交通建設、文化建設等都有可能誘發。當然，政府或企業不可能不進行建設，賺錢從來不是原罪。我想可以思考的是，當政策外殼與內涵產生斷裂，藝術文化活動的蓬勃，成為房地產業開發一種新的商業模式，而無法回頭澆灌藝術文化領域的發展。
▍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在這座城市
藝文組織與工作者把握政治經濟社會轉型時機推動倡議與政府協商，一方面育成如今藝文場館數量、獎補助機制條件等已相對成熟的環境。不過，若同時考察數十年台北都市文化治理變化，空間運用上的論述與內涵，漸漸收攏在經濟發展需求。
我聽到論壇中夥伴分享許多與政府溝通交涉的經驗，包括要學習政府衡量績效的「語言」、厚重龐雜的政府部門。也許，起初如飛車般發展的速度，已經來到遲滯的時刻。
說到住在台北，23歲的我也馬上會想到好幾道關卡要破，從一開始初級的繳租金到魔王級的付房貸。談藝文空間的生存，似乎很容易變成奢求。城市房價飆升並非太陽升起那樣的自然現象，作為社會問題，試著從各層面拆解線索，其實都是回應人們如何在城市共同生活的核心問題。
竹圍工作室在內，台北許多獨立藝文空間，早已思考或操演過無數生存法則可能性，組織型態、空間經費來源等，不同排列組合。若非在政府公有空間營運，或者能夠接受穩定補助、贊助、捐助等，營運的獨立藝文空間，必須面對市場機制，要持續經營空間，租金支出就是無法避免的壓力。
在越來越難以存活的台北城裡，今年疫情還讓我們都過上一段孤島般時光。我們需要一起做空間嗎？堅持實體空間的必要性會是老派的幻想嗎？即使有空間親身相聚，傳播科技如此興盛而方便，我們是否科技社會學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所說的，只是「在一起孤獨」？
這些我在小小房間裡想著，持續困擾著我的問題，讓想起一個有趣的例子。位在台北大直的共力空間（Do-It-Together）「愁城」是2015年起一群具有類似價值觀成員組成的團體，連結與互相支持的意識，但並沒有正式組織或明確規範。
愁城在2016年辦了一場免費的音樂現場表演「東亞大笨蛋串聯PARTY：世界版圖的縫隙，城市邊緣的戰鬥」（ 簡稱愁城鬧事），地點就在永福橋下，邀來13組來自臺灣、沖繩樂團與樂人，聽眾和表演者幾乎站得跟你約在家巷口碰面的朋友一樣近。隔年，愁城鬧事在城市邊緣的倉庫再次舉辦。
在音樂祭數量宛如宇宙大爆炸般增加的時代，愁城成員、無妄合作社樂團成員謝碩元為這個台北如今難得的龐克音樂場景，寫下詳盡紀錄，愁城鬧事的緣起：「針對都市空間的『鬧事』、自己幹的『DIY』，以及邀請所有同好、夥伴跨國一起幹些什麼的『DIT』」
70年代以來的龐克運動，捍衛並實踐著DIY精神與社群共生價值觀。以藝術形式而言，龐克也強調受眾的互動與投入。
實體空間作為開會或完成工作的場所，成為愁城鬧事得以順利舉辦的重要基地，事實上無妄合作社開店歌的MV也在此錄製，成員也在裡面辦些播放紀錄片、Zine市集等活動。愁城經營實體空間的方式，是租下一間一樓（含地下室）的空間，並由有意願的成員共同支付租金，分攤下來，一人每月負擔1000元。
在雙北以外，桃園、嘉義等地也有一群人以類似方式經營共力空間。回想我自己的造訪經驗，也是在臉書看到似神秘的小空間，騎著機車動身出發的好奇心（雖然迷路大約有半小時）。我想，關於經營空間的問題，或許可以再次回到我們如何想像人與人之間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