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正尉
來自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紡織教育家 Irene Joy Bawer-Bimuyag 與我，都是同期竹圍工作室駐村的藝文工作者。
駐村時，儘管見面次數極為有限，但在有限時間的對話卻不曾虛耗。好比說，我倆漸漸發現彼此皆對南島文化深感興趣，更甚一步談到臺灣達悟語與他加洛語（Tagalog）用法的重疊性，這些話題種種，都讓我們感到無比振奮。除此之外，當 Irene 知道我的記者職業後自動向我透露：她的外甥在臺中工廠當移工，且將有一場菲國原住民歌舞活動的小道消息。不過因駐村期間，我肩負其他工作，而她亦有節目拍攝行程，相關訊息我們並未積極連絡。
「我們會在同個時間抵達臺中，」我語帶保留，未說盡我倆能否確切見面。
4月24日。豔日灑落在臺中東協廣場四周的異國商圈，沿途的伊斯蘭婦女頭巾、中越文混雜的咖啡招牌及手機店外的玻璃霧面，反射著30度的日光。
一如往常的假日，東南亞移民／工群聚在綠川公園聊天、舉行派對，廣場上湧進參與勞工局主辦的歌唱競賽的各國移工；同一時間，「文化部新住民藝文體驗推廣實驗計畫」與「1095，」合作下，帶著來自臺灣中區的新住民姊妹們進行社區營造見學工作坊；而在附近某高樓的屋頂花園，在臺的菲律賓原住民青年所舉辦的「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也正歡欣舞動著。
4月24日，一如往常的週末。在「1095，」的江彥杰與官安妮帶領下，我與越南、印尼籍新住民姊妹們逃開附近的官方節慶，緩緩踏上這片「秘密空中花園」。屋頂上的大藍布棚奮力伸開雙翼，向上撐起烈陽，僅容綿綿細光，如塵般的輕撫著眼前數十位菲國青年男女的額頭與肢體，及長青的天臺綠地。
受友人賴奕諭的田野研究啟蒙，我不久前才開始認識「科地雷拉日」。1970年代，在世界銀行、電力公司與馬訶士政權的聯姻合作下，這些強而有力的跨國霸權意圖大舉開發山區，建造水壩，其後果必然引來部落、村莊與祖靈的消失。
為了守護祖先、傳統和山林，北呂宋的原住民族從70年代抗爭至今，早已經歷無以數計的暗殺、陷害與分化。自1984年開始，為紀念已逝的反抗者遺志，加上跨國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的擴大連結，每年四月底都有數千名原住民從世界各地前來參加「科日」的嘉年華慶典，以學習、觀摩菲國原住民的組織動員方式。透過節慶、歌舞、社區培力和跨國聯結，科地雷拉區域人民仍不屈不撓地奮戰，讓北呂宋的戰鬥化身為跨國原住民運動的重要一環。
隻身從樓下走來，一瞧見這群狂歡的菲籍移工們，我心中頃刻升起可能見到 Irene 的預感。果真，「Irene！」我一聲大叫，在圓形舞陣中辨識出她的瘦高身影。
Irene 迅速從舞蹈離開，歡欣至極地握住我的右手。我向她表明我們正在進行「新住民藝文體驗推廣實驗計畫」的社區見學工作坊後，並以北區召集人身分邀請她來為東南亞姊妹導覽「科地雷拉日」。
越南姊妹疑問某些像鳥的動作。Irene 解釋道，他們模仿老鷹或其他飛禽，是為了讓人與大自然結合；同時，也有姊妹好奇何時跳舞？Irene 回答說，部落在豐收或節慶時，都會進行這些舞蹈。
我不確定這些來自印尼或越南的姊妹還想瞭解些什麼。只見她們一個個靠近舞陣旁，近距離拾起手機，但無庸置疑地這場盛宴對她們而言絕對是個意外驚喜。就連身為領隊「1095，」的安妮，也對科地雷拉的發展歷程感到訝異。
不過，我當下想起賴奕諭曾提過，每年為期三天的「科日」常因菲國政府刻意干擾而改期。現今，菲國軍警謹慎於「科日」前後聚集為數眾多的國際媒體和社運人士，不敢「直接進入會場」進行阻撓或鎮壓，因為政府深怕在慶典期間暗殺或迫害相關人士淪為國際大事，但半夜的宵禁仍會造成警民之間的緊張關係。
賴奕諭根據他的田野經驗說，「他們（軍警）會在偏遠村莊或前往節慶的必經道路上實施破壞的工程，包括在路上灑滿釘子、石堆，或製造人工『瀑布』，來干擾各國人士進入。」而這般接近愚蠢的畫面總讓我印象深刻。
但在臺灣，科地雷拉精神似乎長出不同枝枒。至少從基本層面看來，這些活動巧妙繞過官方為移工辦理的「業績型」節慶外，開展出另類的自發性實踐。
無論如何，臺灣「科地雷拉日」不僅凝聚人民原有的環境意識與土地情感，深化原住民部落間團結，更重要的是象徵海外（原住民）移工的大團結。
就菲國「科日」脈絡而言，參與者不僅是原住民身分，是農民，更是需要養活自己、渴望過更好生活的人們。這些意義在菲國移工處境上，不能說不正確。不過，倘若我們從另一種角度認識臺灣「科日」的話，「科地雷拉海外菲律賓工人協會」（Cordillera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Association）能集結北呂宋的原住民青年、菲律賓各省青年、海外移工與在臺灣各縣市的菲國原住民青年，此四種乍看不可能聚集的社群，在一年一度的一日性節慶中相互交織、串起，將大家不可思議的匯集一起禱告、歌舞，也算是一大壯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