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著殯車淒厲地喊著「媽媽」的人。
那個開著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著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殯葬車的人。
那個隔離在家中被餓死的人。
——微博網友@瑪麗蓮夢六，〈武漢輓歌〉
關於新冠疫情，目前，我個人讀過最刺痛的書寫，是廖亦武的《當武漢病毒來臨》（2020）。如我們已知：卡謬的《鼠疫》，是用沉靜的修辭，型塑經年圍城裡，各色人物的「放逐與離情」。相對於此，廖亦武則以迫切如焚的話語，追記種種抵達真相的困難——關於這場全球性災厄，那核爆般的原點，事實上，仍被遮蔽在層層祕辛中，形同真正的「圍城」。於是，這部作品倒反《鼠疫》拓樸學，收羅了許多不知所終的越界或移動者。其中，有被阻絕在外、必須像偷渡客那樣闖過各式關防，方得返家的武漢人。有各種說出實歷，因此「被失蹤」了的見證者。作品最後，且以上引的〈武漢輓歌〉作結。這首由網友接力創作的長詩，刻印「後事實」時代，人們仍想存真事實的努力：每個封印某人身影的短句，每段信息，都直面不被允許談論的死亡。
這種直面，也重省了《鼠疫》的根本提問：當瘟疫乍然爆發，隨機取走許多人命，這般死難，究竟有何道理可言？在《鼠疫》裡，這個難題，由潘尼祿神父兩度嘗試解答。第一次登壇講道時，他以「激烈強硬的語調」指責圍城眾生，認為大家「罪有應得」，而瘟疫正是「上帝之鞭」，鞭策傲慢與盲目之人自省，於是，「這場傷害你們的災禍其實也正教育了你們，為你們指出了明路」。
神父訴求的，可謂道德論：天罰絕非無由，必然，是因集體生活，早就有悖信仰義理，因此，天罰這才姍姍到來。神父的說法，令李厄醫師不敢置信，因若摘除一神信仰系統，道德論，自有其更歷久彌新的履歷，總伴隨每回集體災厄而返——如我們可能都記得，新冠疫情最初，亦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定調為「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說不定，摘去信仰的道德論，會是更糟的那種道德論：起碼，神父猶力圖以基督徒信念，號召眾生同難；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卻只是冷然地，指出確有一種形同病毒的「武漢人」，該當承受全體「非武漢人」的譴責。
第二次登壇講道時，在對死難實況（特別是孩童之死）有了近身體察後，神父修正他那自覺「缺乏仁慈」的說法，建議大家，「不應該試圖去解釋瘟疫的現象，而是應該盡量從中學習」；只因「最嚴酷的考驗對基督徒而言仍然是特權」；只因在疫病的極端考驗下，關於信仰，「你若不能相信就要完全否定，而你們之中有誰敢完全否定呢？」
神父這回扣問的，是信仰的超驗論：他企圖凝望基於人的視角，必然無法理解，而只能純粹愛重的神格。神父使我想起更多劫餘倖存的信眾。如長崎原爆後，重回浦上河谷定居的被爆者，永井隆醫師。1945年秋，浦上天主堂為八千多位在原爆中罹難的天主教徒，舉辦追思彌撒，永井醫師即發言，表示「他堅信那顆炸彈落在長崎，全是上帝的旨意，讓全日本最大的天主教徒聚集處可以犧牲自己，結束戰爭」。以人的視角，我們或許都能理解的，僅是信仰苦路上，這般艱難之愛的必然武斷。因事實上，長崎原爆罹難者，多數並非天主教徒。
於是，一方面如永井醫師的「堅信」，也如潘尼祿神父的提問，他們的思維，極可能均是不同版本的，對著名「帕斯卡賭注」的重詮：十七世紀，這位數學暨哲學家奉勸我們，在無法驗證的情況下，有理性之人，還是相信上帝存在為好，因為「贏的話全贏，輸的話什麼都沒輸」。他們可能贏得的，不只是「無限快樂的天堂生活」，也是在意外橫生的此世，對種種使人無法平寧之偶然性的有力否決。如此，人仍在苦路上，卻得以從此幸福。
另一方面，如永井醫師的自述，也如廖亦武追記的諸多紀實細節，仍然多憂的此世使我們明瞭：污名與加冕，原來是社會效用相似的一組雙胞胎——有可能，兩者同樣促使我們，不再深思苦難的確切因由。當戰後日本國民污名化被爆者，永井醫師想像犧牲者的高貴；當病毒研究員想像一種「不文明」的「武漢人」，網民們如斯文明地，在網路上點起虛擬蠟燭，哀悼吹哨者之死，彷彿褫奪他生命的，僅是一場使人格外惋惜的天災。
加冕或污名，道德與信念，以及更多更多的集體假設。當思及這些，再一次，卡謬所謂的「正直」，顯得如此必要。「正直」要求我們，祛除種種對集體災厄之確切性的遮障，平視（這非常不容易）、並據實知解我們的生活。這亦是當時序進入八月，當藝術家們完成「疫情下的生活」這一共同子題時，他們各別發現的俗常，將各自獨特而重要的原因。
一種每天重複、「如受困於動物園」般的生活，正包圍泰國藝術家Preyawit Nilachulaka：因疫情形同生活常態，報導好似「無限跳針」。他持續格思「死亡」，於是「死神Furikko」這個角色，終於對他現出生動的形象。做為永遠不死的殭屍，主角Bob的同伴，Furikko彷彿是另一種意義的青春永駐：她身材姣好，手持收割生靈的標準配備——一把大鐮刀。
藝術家或仍思索著以漫畫形式，表現嚴肅命題的困難，但其實，如Furikko的人物造型，所運用的經典視覺印象，已具現當面對嚴肅議題時，漫畫形式可能有的不馴潛能。因稍做研究，我們即知：事實上，在西方，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畫作才被允許表現關於死亡的俗常細節；亦是在那時，那把比例突兀，使人無法忽視並深自恐懼的鋒利鐮刀，才成為死神的標準配備。死神的刀刃內向，彷彿最易殺傷的，僅是追捕著生靈的死神自己。彷彿獵人與獵物同質。這個經典形象，具有一種隱密的人性：死神之所以被造出獨特面目，原就是為了抗議吞滅人之獨特性的大瘟疫，與中世紀以降的宗教權威。於是，Furikko將如何與Bob一同遊歷那個不馴世界？其中的可能性，令我充滿期待。
對日本藝術家Sayaka Akiyama而言，2021年暑熱之季，則同時既是持續的疫情緊張狀態，亦是東京奧運這一全球盛典的舉辦時節。兩者間的結構性矛盾，引起她注意。一方面，在與詩人周予寧線上討論期間，藝術家彷彿拆解編織品一般，藉不同語言的往還，絲縷判讀《鼠疫》文本（text）的質地（texture）。其中的語境誤差與縫合，還原《鼠疫》文本為更真確的素材，而如昔往創作準備，觸發了藝術家個人身心感知的轉換。
另一方面，當東京以奧運盛典，再現自己為全球之城時，藝術家也展開個人行腳，探看可能陌異，或仍可辨識的熟稔。某種意義，這亦是在嘗試判讀語境的往返：就視覺藝術而言，東京奧運，事關在他者眼中，主辦方想怎樣被理想地認知，因此，將如何以特定象徵、符碼或元素，來濃縮再現自我。有趣的是，在這次實地考察中，卻是一個無意中發現的鏡中疊影，最使藝術家印象深刻：附近大樓的玻璃帷幕，將奧運場館變映成特別樣態。無論《鼠疫》或奧運，藝術家都正以貼近的親為，潛入這些普世文本，可能獨對她開放的世界。
使人遺憾的是，在暑熱之季，印尼藝術家Prabowo Setyadi遭逢至親離世，也親歷在疫情期間，無法舉辦俗常喪儀的悲傷。疫情持續緊張，也使他預定的創作進度有所擱延，不過，他預計販售的飲料Wedang Uwuh，已經完成包裝設計，與原料生產規劃。從藝術家設想的創作計畫（個人生活現場，即田調與創作現場）看來，織入現場變數，或實踐時所觸及的局限，極可能，亦是這般創作所欲探究的重要面向。這個鮮活的現場，個人所在，也許，本就需求極端艱難的涉事。
也於是，當藝術家同時，也已在設想種種「之後」的應為，並反向關注「當地因疫情而恢復的傳統習慣」時，做為觀察員，我想致上最誠摯的祝福。這祝福，同時也給遭逢疫情的所有人，包括打完疫苗後、全身酸痛的我自己。實情也許正是：藉著談論彼此的日常，我們卸下諸神暴力而單向的訓導，從而，可能謙柔地，啟蒙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