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圍工作室25年歷程的文化觀察
黃海鳴
這是一個困難的觀察工作，因為她太龐大也太複雜到無法掌握的集體共創。
前言：交織的兩種線條
竹圍工作室的發展其實有兩條軸線，一條和解嚴後急於借鏡國外案例帶動藝術生態變化的想像，以及與國家相關政策需求關係密切的各種前期研究等的巨大的跳躍式的線條，也許因為蕭老師可以算是半個外國人，又有國際貿易的實務經驗以及視野，因此本身對於世界進步潮流的體驗，以及透過比對而對於本地需要的敏感、熱情、理想、責任，以及強韌的意志力有關。
另一條則不是那麼輪廓清楚，其實她身上同時散發著強烈的母性、某種無可救藥的浪漫及信仰，竹圍工作室需要有目的性極強的企業管理能力，也許也要需要具有母性的不太理性的關愛及包容及信心，或是因為竹圍因為自主擁有的空間以及可緩衝的經濟後盾。因此自發地、偶發地同時做了很多很多越來越大甚至無法掌控的事情，並且在過程中累積了和情感因素更有關係的綿延的蔓延的線團。
我先從比較機構性的明顯的大線條來分享，然後再串起那些旁邊增生的鏈結部分，然後再整理出在長時間中所纏繞出來的線叢。
一、生存與發展：工作室不同階段的經營模式：
1.1995-2004年商業業性質的藝術事務所時期：竹圍工作室最初由蕭麗虹、陳正勳和范姜明道三位陶藝創作者共同發起，做為創作大型裝置藝術另類展覽空間。最初幾年，工作室陸續舉辦了數檔展覽，類型包括陶藝、實驗性裝置藝術、實驗藝術和實驗性展演等，這類工作相對比較直接以及單純。
1998年起，竹圍工作室與政府機關和藝文團體合作，研究文化政策並建構交流的網絡。2000年起，竹圍工作室將國際交流視為經營重點，對國際上的藝術議題進調查研究，並擔任國際藝術村協會（Res Artis）、美國藝術村聯盟（Alliance of Artist Communities）等國際駐村組織在亞洲的交流平臺，很快就顯露她在國際交流串聯的專長。2001-2004年，產權訴訟暫停、休館、整修、改建時期。
2.2005-2010年，竹圍創意國際有限公司時期：以投標、接案做為收入來源，將主要發展方向定為「藝術空間、創意產業、國際交流與研究」三者。2005年7月創立亞洲地區文化空間的交流平臺「亞洲藝術網絡」。2006年二度進行閉館整修，之後具備長期進駐、駐村跟展演三種功能。此時「身聲演繹劇場」入駐，讓蕭麗虹發現藝文領域缺少育成、研究、研發的系統，於是又加入育成跟服務的工作。這是一個重大的有機的複合的體質的改變。
3. 2011年後非營利組織的時期：由於上述工作營收難以抵銷虧損，到了2011年蕭麗虹遂遵從友人建議，登記成為臺北市的非營利演藝團體，以利接受贊助。在這轉折期間，竹圍工作室持續獲文建會2008-2011年、文化部2012年、2014年與2015年藝術村軟硬體修繕的挹注；獲國藝會新興展演空間的2009-2011年年度營運補助；2013年也獲台北市文化局營運管理補助，讓竹圍工作室成為創藝工作者實驗、育成的理想據點。
整體而言，工作室的經費來源多為創辦人蕭麗虹個人資源，以及承接外部專案而來。2013年時則有兩名專職人員負責空間經營，4名兼職人員負責不同專案事務。營收來源包括政府補助、場租收入和接案收入。
近年工作室也逐漸意識到藝術駐村的未來，並且不斷地在思考如何轉型，希望具有開放個性，能提供客製化的協助，以及能夠在城市中心獲得關注。2019年竹圍工作室將一部分的辦公室移至位於圓山的台北創新中心，許多新創公司皆在此擁有一個工作空間，透過聯合工作的場所促成交流機會，工作室據點在聯合辦公室除了希望能更靠近市中心，也希望能夠與其他單位交流。
二、與國家藝文政策的先行/平行的運行
竹圍工作室長期觀察並進行行動研究，其中包含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以及創意城市等三項議題，透過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和國際交流建構出一個常態且微型的民間文化智庫。
竹圍推展國際藝術村的成果：
竹圍工作室創辦人蕭麗虹，累積數十年的國際藝文網絡及擔任要職，可提供臺灣與國際藝術相關事務研究、顧問、諮詢服務，與許多國際駐村組織往來密切，包括藝術村聯盟（Alliance of Artists Communities）、藝術村組織（Res Artis、Trans Artists）、藝術工廠（Art Factories）等。至2013年，竹圍工作室已接待過250位來自全世界的創意人才，是臺灣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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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身承擔藝術村的功能，事實上，竹圍工作室承接了當時文建會對國際藝術村的研究案，在蒐集四百多筆資料並實地考察五十餘所的藝術村後，讓我們知道，閒置空間是吸引藝術家聚集與創造的絕佳場域。竹圍對藝術村的研究促成台北國際藝術村的成立，而文建會部分因為華山後一系列的空間解放（鐵道倉庫、酒廠）以及九九峰藝術村計畫的停擺，遂投入閒置空間再造的政策，讓許多藝文工作者因此有了新的空間選項。
在台灣，閒置空間再利用與藝術村的關係相當密切，實際上在2003年9月1日 蕭麗虹老師與黃瑞茂老師共同出版，文化空間創意再造：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研究中共蒐集二百多個案例以及百多個單位的訪談與協助，期為各地正在經營或規劃中的藝術村及值得再利用空間，引發更多公開的論述及想像，亦作台灣面臨WTO衝擊調適及創意文化產業政策努力願景借鏡。
2.竹圍工作室與創意城市政策的關係
竹圍工作室在2009年與2011年即參與過以「創意城市」為內涵的論壇和活動，並將這樣的概念帶入台灣，之後台北市政府希望爭取2016世界設計之都的榮銜同時強化城市軟實力、繁榮產業，遂以聯合國創意城市網絡（The Creative Cities Network）的概念進行施政規劃。
竹圍工作室設計之都計畫中協助台北市政府盤點各方需要，並進一步邀請國際創意城市大師「查爾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先生擔任總顧問，並持續擔任一個平台工作者的角色，協助產官學界間的溝通網絡暢通，並彙整意見，使政策制定有所本與方向，於此期間協助蘭德利先生先後出版了三本以創意城市概念替台北書寫的書籍。
首都城市推動創意城市的政策，這個工作層積非常高，也非常困難，從這邊也可以發現，竹圍工作室的角色比較是做為一個中介，推動創意城市或是推動被選為世界之都的執行，那是另一個遠為複雜的工作。這就跟引介大量閒置空間再利用案例，和實際處理城市大型產業閒置空間再利用，是完全不同範疇的工作。
在竹圍工作室這邊、國際藝術村、閒置空間再利用以及創意城市是相關連以及難區分。國際藝術村較為單純，到處都有的大型閒置空間以及創意城市的推展的關係就不是那麼的必然，牽扯也十分的複雜。竹圍工作室透過自身的局部先行並引介吸引人的國際潮流及誘發討論及實驗的方面無疑有相當的功勞。
三、推展地區水域生態環境藝術的貢獻
(一)、竹圍工作室前期：
1.1994年工作室參與「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
1994年3月19日，「台北縣第六屆美展：環境藝術」，沿淡水河邊或沙洲展出裝置和觀念藝術的大型戶外作品，當時蕭麗虹老師以藝術家身分參展。竹圍工作室於1995年4月成立，並於1997年5月登記立案為台灣第一個由藝術家成立的藝術服務事務所。同1997年10月4日-11月2日由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承辦的「河流—新亞洲藝術‧台北對話」大展。竹圍工作室就是當時的重要參展單位，現在竹圍工作室所顯露的某些核心的精神在那個時代已經出現。「河流—新亞洲藝術‧台北對話」鼓勵藝術創作者從歷史文化/當代生活/自然環境等不同的面向去詮釋河流的人文意義，並邀請香港、日本、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地的來台和本地藝術家一齊創作，藉此再探河流與人類的親密關係，並刺激國人重新觀想本地河流的存在和意義。
2.2002年啟動《城市與河流的交會——竹圍環境藝術節》
2002年法國學者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與竹圍工作室合作臺灣首個環境藝術藝術節《城市與河流的交會——竹圍環境藝術節》。總策展人為法國學者卡特琳・古特，她的公共藝術理念是：藝術與藝術家能開啟一個對公共環境有利的空間，人們在這裡可以相遇、交流以及實踐共同計畫，不只提供言語溝通的可能性及樂趣，也讓他們體認及創造屬於某發展中的社區的公共歸屬感。
淡水的意義絕對不是區域性的，紅毛城、鼻仔頭、清法戰爭紀念公園等說明淡水與荷蘭、英國、法國的關連。因此有必要重新去認識這段歷史，從狹窄的區域觀點走出，擴展具體的國際性、未來性、藝術性的視野，也就是透過藝術的介入，為淡水、淡水河創造新生命的方式。
除了介入淡水的展覽之外，也同時舉辦【研討會】2002年藝術介入計畫 國際論壇 公共空間的人文風景。只需看看第一天與會名單 就能知道這個國際論壇的絕對達到國家級層次的層級及規模，當然這是一個與中央政策推廣有關展演活動以及研討會。
(二)、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計畫以及竹圍工作室的定調
相關閱讀：藝教於樂 與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2007年，工作室顧問黃瑞茂主持的《藝教於樂》計畫，將生態議題融入國小美術課程，讓學生觀察生活，利用環境中的元素進行創作，計畫之成功，受到各個學校推行，其操作模式，已有藝術行動的形貌。
2009年 討論臺灣農村面臨困境的《藝術作為農村永續發展的策略》研討會2010年《與河共舞：藝術作為環境永續發展的策略》研討會。
2010-11年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計畫是竹圍工作室第一個以生態為主題的藝術行動計畫，奠定工作室在生態藝術行動計畫典範，生態議題作為工作室的關注重心，也在此有了階段性成果，並持續累積發展。回顧樹梅坑溪的執行計畫，她所動員的人力是非常龐大的。
2012年後《樹梅坑溪》的主要計畫已落幕，後續由竹圍工作室和環境保育工作者、在地居民以及周邊學校繼續帶動了走溪導覽、生態小旅行等活動。例如：2013 強調居民走入社區的《處心積綠——綠活圖工作坊》，2015《FIGHT FOR FUTURE：2050環境工作坊》，李曉雯說這些，也許是駐村藝術家提供的想法，或是與其他的單位合作，都是以「有機的方式」發展出來，並不是一個經過縝密前置規劃的結果。另外，工作室的組成成員例如陳彥慈與高任翔共同發起的《大河小溪 全民齊督工》計畫，結合了陳彥慈在長年在生態議題的關懷及高任翔的資訊工程專業。
李曉雯說：「早期工作室的案子，都是駐村藝術家或政府機關的補助案，也因為工作室是非營利組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較難有長期的計畫。」這導致，許多有趣的發想，卻沒有後續的延伸。早期這種有機成長的方式，也許可以被視為一種創造的可能。
但從整體竹圍工作室所執行的案例來看，除了由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計畫所標示的水生態這條脈絡可以被整理得較清晰之外，許多案例都沒有後續的延伸，延續著過去承接政公部門專案的做法，而非建立長期規劃的及評估，導致所執行的議題觸及深度推廣程度都難有延伸。這算是對於竹圍工作室的比較重的批評。
至2013年，工作室才有明確定調，將藝術駐村與生態議題結合，2014年，便有泰國藝術家Kongsak Gulglangdon在竹圍進行鳥類研究、印尼的Hauritsa Haorits探索臺灣農業發展，同年，也有選送臺灣策展人吳尚霖前往泰國駐村、進行湄南河觀察計畫等。
最近李曉雯也提到：工作室積極參與國際間資源共享與網絡連結，包括在生態議題上加入「永續藝術聯盟」（Green Art Lab Alliance），簡稱 GALA的計畫，將生態永續與生產過程中的消耗納入考慮，工作室首次將GALA的概念帶進亞洲，強調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並試圖串連藝文單位關心生態議題，邀請GALA共同創辦人雅絲敏（Yasmine Ostendorf）2015共同合作成立《GALA ASIA》計畫。這又是一個層級非常高，牽連非常廣及執行相當困難的理想。這幾乎成為竹圍工作室的重要特色。這也給自己很大的負擔。
充滿可能性時代力量的延續者
解嚴之後，反對黨執政的地方或中央政府，提供很多機會讓具有介入社會並能改變的想法的多元藝術群體，透過更多、較容易、較持續的在閒置空間中發揮能量及影響力，那時大家簡單的相信只要集結很多共同理想的人就能產生改變。一個封閉太久的社會確實存在巨大落差，也讓某些改變顯得比較容易成功。我和蕭麗虹老師就是90年代，特別在最自由的華山藝文特區的時代的老戰友。在哪個時代，政府甚至可以讓藝術社群組織在城市中心的環山酒廠廢墟中實驗藝術文化特區，甚至實驗簡易的文創園區。
基本上竹圍工作室協助政府推動好幾項的藝文政策，竹圍工作室經常是政策的先行者、倡議者、前期研究者，以及在政策熱潮過了之後仍然維持日常的持續的實踐者。沒有相關願景及需要持續努力的引進工程，許多具嘗試性的文化政策無法開展，但是要真正成功，每一項都是複雜的工程，工作室沒有足夠的架構去承擔這樣的政策責任，當然竹圍工作室也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各種知識、能力、經驗， 並且逐漸壯大厚實本身，而成為幾乎成為難以定義的實體。
藝文特區結束後，坐落在城市邊緣地帶的竹圍工作室，透過閒置空間藝術再利用手法，透過持續介入淡水推動社區營造的工作，又成功建立藝術日常生活化以及帶有濃厚東南味的跨領域國際藝術村，實際上在各種方面都可以成為和相關的幾種文化政策拉上關係的典範。
20周年時蕭麗虹說了一段感人的話：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嫁來台灣做傳統媳婦的香港女生，為什麼會開創竹圍工作室？更多人問我，工作室所做的似乎不像一般藝術家該做的事應該是政府該做的事。而我為什麼要插手？……在交往過程中，我才了解台灣的文化環境不穩定，藝術工作者缺乏資源，他們的潛能無法得到適當的發展。我想竹圍工作室改變生態的堅持來自於處處可能、處處克難的90年代所留下來的那種充滿行動力的信仰。
